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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連增等:數字經濟時代的反壟斷、消費者信息保護和社會福利

    數字經濟時代, 價格歧視、大數據殺熟、信息泄露等現象層出不窮,引發了全社會對企業壟斷和信息安全的雙重擔憂。本文構建垂直差異化雙寡頭競爭模型研究廠商的定價策略,在此基礎上對寡頭企業價格歧視與監管者信息保護政策的具體效應進行規范的經濟學分析,從福利指標的角度對其積極和消極影響進行細致權衡和比較,以期為具有市場支配力量廠商定價行為的監管提供理論依據,也同時為反壟斷審查政策的制訂與實施提供一定理論支撐與參考。

    原文引用:連增, 甘朗, 鄭捷. 質量敏感度信息、垂直差異化競爭與信息保護政策的福利影響——數字經濟時代雙寡頭模型再探[J]. 系統工程理論與實踐, 2024, 44(1): 15-28.
    作者單位: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商學院,山東大學經濟研究院

    摘要:數字經濟時代, 反壟斷問題與信息保護問題交叉重疊, 向公共政策的制定和落實提出巨大挑戰. 本文在產品質量存在垂直差異且消費者對不同產品的質量敏感度具有負相關性的市場條件下構建雙寡頭模型, 探究不同強度的信息保護政策對寡頭廠商的定價策略與消費者決策的影響, 并在此基礎上從福利指標的角度分析信息保護政策的具體效應. 研究結論表明, 對于消費者質量敏感度呈跨產品負相關分布的市場, 強信息保護政策會帶來社會福利的無謂損失, 弱信息保護政策和不實行信息保護并不會帶來社會福利的減損, 原因在于信息通過促進競爭的方式削弱了寡頭廠商的壟斷力量. 同時, 在產品特征不同的情況下, 強保護政策和弱保護政策對消費者剩余和廠商利潤的影響并不相同, 原因在于信息資源介入市場將會帶來”壟斷效應”和”競爭效應”, 這兩種效應互相博弈抗衡, 使市場呈現出不同的福利分配格局. 本文結論對推進我國反壟斷與信息保護工作的走深走實具有一定的政策啟示.

    關鍵詞:反壟斷;信息保護;政策效應;質量敏感度;垂直差異化

    一、研究背景與意義

    隨著數字經濟時代的到來,數據成為繼土地、勞動力、資本和技術之后的第五大生產要素,消費者信息逐步成為企業運營、發展和創新的重要驅動因素。與此同時,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使得企業能夠海量收集消費者的身份、性別、地域、手機操作系統、支付方式、網頁瀏覽歷史與購買歷史等信息并對其加以分析整理,這不僅有助于企業高效識別消費者的需求、提供充分滿足其意愿的商品和服務,也能幫助企業更迅速而細致地分類消費者,以提供更有針對性的、精準有效的個性化產品或服務。然而,這種用戶信息驅動的商業模式也催生出眾多具有市場支配力量的企業:隨著信息收集量的增加,企業得以逐漸累積消費者信任,調整其長期習慣與偏好,增加其黏性與忠誠度,精準高效地執行發展戰略,從而獲得一定的市場競爭優勢。在注意力經濟與網絡外部性的推動下,消費者主動聚集,有助于企業進一步強化其市場優勢。長此以往,在流量優勢和數據優勢的共同驅動下,已有競爭優勢企業不僅能搶占更多的用戶資源,占據更高的市場份額,也得以構筑起阻礙新興企業進入市場的實質性“數字壁壘”。由于無法吸引用戶注意力或無法形成規模經濟,新興信息驅動型企業很難與已經擁有大量信息數據的企業進行抗衡,以至陷入生存困境退出市場,而優勢企業進一步擴張壯大,獲得壟斷地位,出現“贏者通吃、一家獨大”的競爭局面。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在兼具人身和財產利益的個人信息作為生產要素進入市場的同時,價格歧視、大數據殺熟、信息泄露等現象層出不窮,引發了全社會對企業壟斷和信息安全的雙重擔憂。這一現實催生并加速了反壟斷政策與信息保護政策的交融結合,但也加大了反壟斷監管與信息保護的難度和復雜度。在此背景下,針對現有反壟斷政策與信息保護政策的合理性與有效性進行規范的經濟學分析尤顯必要。

    二、主要內容

    本文針對現有反壟斷政策與信息保護政策的合理性與有效性,重點研究以下問題:第一,在不同保護強度的信息保護政策下,寡頭廠商的定價策略與消費者的消費決策是什么?有何區別?第二,不同信息保護政策的實施對寡頭廠商的利潤和消費者的剩余產生怎樣的影響?第三,研究結果對當前信息政策、反壟斷政策、競爭政策有怎樣的啟示?實際經濟中公共政策應采取怎樣的態度?為解決以上問題,本文構建垂直差異化雙寡頭競爭模型研究廠商的定價策略,在此基礎上對寡頭企業價格歧視與監管者信息保護政策的具體效應進行規范的經濟學分析,從福利指標的角度對其積極和消極影響進行細致權衡和比較,以期為具有市場支配力量廠商定價行為的監管提供理論依據,也同時為反壟斷審查政策的制訂與實施提供一定理論支撐與參考。

    三、主要結論

    本文研究發現:對于消費者質量敏感度呈跨產品負相關分布的市場,在高強度的信息保護政策下,寡頭廠商所實行的統一定價帶來了社會福利的無謂損失;在無信息保護政策的情況下,寡頭廠商所實行的一級價格歧視并不會帶來社會福利的無謂損失,并且廠商并不會攫取掉消費者的全部福利;在消費者能自主選擇披露信息與否的弱信息保護政策下,所有消費者都會在效用最大化原則的驅使下選擇披露個人信息,因此弱保護政策下的均衡狀態和福利結果與無保護政策的情形一樣。在產品特征不同的情況下,強保護政策下的統一定價和弱保護政策及無保護政策下的個性化定價對消費者福利和廠商利潤的影響并不相同,原因在于,信息資源介入市場將會帶來“壟斷效應”和“競爭效應”,這兩種效應互相博弈抗衡,使市場呈現出不同的福利分配格局。

    以上結論帶來的啟示與政策建議有:

    首先,信息具有引導并優化社會資源配置的重要作用。在本文所構造的寡頭市場中,壟斷力量與競爭力量交織存在,互相替代演進,出現這一現象的原因在于反映消費者偏好以及廠商競爭態勢的信息通過促進競爭的方式削弱了寡頭廠商的壟斷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消費者的福利。這啟示政策制定者促進市場競爭并不一定需要通過增加競爭者數量這一途徑,市場份額、消費者口碑或忠誠度的對比信息也能有效促進競爭,即信息本身就能作為反壟斷、促競爭的重要資源與手段。

    有鑒于此,本文認為在安全脫敏的基礎上推動數據資源的共享,不僅有助于防止因數據過度集中而產生的壟斷,也有助于打破數據要素流通壁壘,維持企業間的競爭態勢。具體而言,在政策制定方面,相關部門應找到企業共享數據的驅動力,由此設計合理的共享激勵機制,如補貼、稅收減免等,鼓勵企業自愿合理地共享數據;同時,數字基礎設施的完善、數據交易的標準的制定對安全實現數據處理、存儲以及傳輸也必不可少;而在市場監管方面,市場規制者需對企業間“互建高墻”“互相屏蔽”的反競爭行為高度關注,對以維護壟斷優勢為目的的數據交易拒絕行為進行必要干預和調節。

    此外,本文分別分析了三種信息保護政策的社會均衡狀態與福利效應,得到了兩種不同的政策效果,而在不同的產品特征下,統一政策的效果又有所不同。這一結果與過往文獻結果共同說明對于個人信息保護與信息資源利用的平衡點在何處這一問題,沒有一個放之四海皆準的答案,平衡點的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因市場結構、行業特征、產品特性、消費者偏好等市場具體特點的不同而不同,也同時說明達成某一目標并不一定只有一種選擇,“完全保護”與“完全不保護”之間、“反壟斷”與“不反壟斷”之間存在著多種政策選擇與組合方式,繞開行業的具體特點與市場的具體情況而取道于一刀切并非明智之舉,反壟斷手段的使用應建立在審慎分析之上,避免被泛化使用。

    本文認為基于信息的生命周期進行保護不失為一種有益的嘗試。鑒于企業對個人信息的使用是由獲取、脫敏、存儲、分析、傳輸、更正、公開、銷毀等多個環節共同組成的動態行為,對個人信息的保護不應只停留在最初的收集階段,也不應只保護信息的提供者,而應以動態的、過程的眼光對數據的全生命周期及其涉及的多方主體進行保護,在關鍵節點予以重點關注,在非關鍵節點予以信任,如此不僅能避免監管部門僅在數據收集階段重復過度施力造成的資源浪費,更能減少企業無法使用數據帶來的社會福利的減損和消費者對信息泄露的擔憂。

    進一步地,建立信息分級保護制度或可為平衡個人信息的保護與利用提供思路。鑒于個人信息及其使用場景的多樣性,有必要基于目的必要性、敏感度與利益受損風險和行業與產品特征等因素對個人信息進行精準分類,進而基于不同的安全目標、邏輯路線、技術要求與監管要求對不同類別的信息進行保護。具體而言,若按照信息本身和泄露的后果分類,對于已經脫敏且喪失信息可連接性的非敏感信息,可以適當放松控制以便于其流通利用,而對于與自然人的基本權利和重大人身財產權益關系密切的隱私信息,應施加更高強度的保護。若按照產品或服務所需信息分類,業務開展所必須的信息應當被允許收集利用,與業務開展無關的信息就應當被保護。以網約車服務為例,用戶的位置信息是有必要收集的,但用戶的手機型號信息就不應當被收集。如此不僅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實現個人信息的保護與利用相協調,也能避免無差別信息控制帶來的經濟效率與社會福利的減損。

    四、邊際貢獻與未來拓展

    相比于已有研究,本文的創新點在于考慮到消費者對具有質量特征的品牌或產品的偏好。傳統的垂直差異化雙寡頭競爭模型刻畫了消費者的質量敏感度在個體之間的差異,即不同消費者對產品質量的敏感度不同,同一消費者對不同產品的質量敏感度相同(即呈正相關關系),這一假設是對消費者產品質量偏好異質性這一重要現實的考量。不同于以上文獻,本文重點關注消費者質量敏感度異質性的另一種現實表現:同一消費者對不同產品的質量特征偏好也是有所差異的。Hotelling模型能夠討論雙寡頭企業在具有空間差異的情形下進行價格競爭的策略策略,用消費者距兩端企業的地理位置表示企業的“空間差異性”;在其后續的拓展模型中,這種空間上的差異性也被進一步地作為企業產品或服務質量上的差異性,使得企業間的差異具有直觀的經濟含義;正因如此,眾多關注信息保護政策的市場機制與福利效應的文獻均選擇在Hotelling模型的框架下進行分析。然而,經典Hotelling模型并不能體現出產品質量的縱向差異以及消費者的多元偏好,因此部分研究嘗試根據問題特征對其進行調整與修正,比如將Hotelling模型進行二維拓展、同時考慮產品的縱向差異與水平差異,或是假定消費者分布并不均勻且呈對稱分布以及對更一般的偏好非對稱的情況進行刻畫。本文在傳統的垂直差異化模型的基礎上,借鑒參考Hotelling模型將消費者距企業的地理位置用以表征消費者對差異化產品或服務的偏好程度的思想,以假設消費者對不同產品的質量敏感度呈負相關關系且其和為常數的方式,刻畫出消費者產品質量偏好的差異和企業差異化的競爭態勢。

    此外,這一設定的現實支撐在于,受性別、年齡、職業、地域、成長經歷、消費觀念、消費習慣等眾多因素的影響,消費者對產品的質量特征偏好自然地具有差異性,直觀表現為有的消費者偏好高端線產品,有的消費者偏好中低端線產品。例如,在中國現制茶飲市場上,瞄準高端市場的喜茶與瞄準中低端市場的蜜雪冰城各有一批數量穩定的忠誠消費者,對于更偏好高品質飲品的消費者而言,喜茶茶飲品質的變化就會被敏銳察覺,對蜜雪冰城茶飲品質的變化就相對更不敏感;在中國的白酒市場上,以茅臺、五糧液為代表的高端白酒和以二鍋頭為代表的平價白酒各適用于不同的場景與人群,對于更偏好平價白酒的消費者而言,平價白酒品質的變化會被敏銳察覺的,而高端白酒品質的變化則相對不易感知;同樣,保時捷車主能輕易感知到保時捷汽車品質的改變,對五菱宏光汽車品質變化的感知就會相對遲鈍。隨著數字經濟的繁盛、多元消費文化的興起和消費結構的變遷,這一特征被進一步顯化,直接影響消費者對企業產品的需求,進而影響企業的定價策略與利潤,成為企業在品牌建設與差異化競爭中考慮的重要因素?;诖?,本文考慮到數字時代消費者偏好多元的現實特點,在模型中刻畫出這一重要變化,是對現有文獻的補充與拓展。

    誠然,此份工作以理論分析為重,無法解釋所有的現實情形;然而,就研究設定而言,我們認為此設定是對當下現實生活中廣泛存在的具體事實的合理抽象與刻畫,是具有現實普遍性的。希望未來能利用高質量的現實數據繼續展開更為深入的研究,為數字經濟時代競爭政策的制定進一步提供參考借鑒.

    【聲明】本文或部分內容轉載自 《系統工程理論與實踐》2024年1期,用于信息交流和學習參考之目的,不涉及商業用途。所涉及言論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站立場。本文若存在權益侵犯或違規信息,請聯系我們處理。轉載請注明出處。
    網址引用: 連增等:數字經濟時代的反壟斷、消費者信息保護和社會福利. 思謀網. http://www.ahznzs.com/view/9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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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謀科普組的頭像思謀科普組網站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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