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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數字經濟賦能共同富裕的作用路徑與政策設計

    中國進入共同富裕正好與數字經濟在時間上吻合。隨著中國逐步進入數字時代,未來共同富裕必然以數字經濟為依托,兩者也有很強的契合性。本文從數字經濟視角辨析共同富裕的實現路徑,研究發現: 數字經濟可以推動宏觀經濟一般性增長,即“做大蛋糕”; 數字經濟可以促進區域產業分散化、城鄉協調以及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有利于均衡性增長,即“分好蛋糕”; 數字經濟還可以彌補公共服務短板、提升政府服務能力以及促使數字基礎設施更充分和均衡,加快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當然,數字經濟也可能導致勞動力結構性失業等問題,需要在政策設計上盡可能揚長避短,從而事半功倍地推動共同富裕事業持續穩健前行。

    原文引用:夏杰長, 劉誠. 數字經濟賦能共同富裕:作用路徑與政策設計[J]. 經濟與管理研究, 2021,42(09):3-13.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商學院

    一、問題提出

    中國已經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正在闊步邁向高收入國家行列。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明確提出中國到2035 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 GDP) 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在這個大背景下,共同富裕也漸行漸近。

    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邁向更高階段的社會形態。中國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然旗幟鮮明地走共同富裕發展道路。2021—2035 年,以共同富裕示范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為代表的試點地區將率先進入社會主義中級或高級階段,有條件的地區帶動全國向共同富裕邁進。因此,當下及未來一段時期,共同富裕是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主題。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 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指出: “新的征程上,我們必須緊緊依靠人民創造歷史,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站穩人民立場,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尊重人民首創精神,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著力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和人民群眾急難愁盼問題,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

    從時間上看,中國進入共同富裕恰好與數字經濟時代相吻合。共同富裕是一種經濟社會狀態,必須依存于所處的經濟階段。中國的共同富裕不是農業和工業經濟社會形態下的共同富裕,而是嵌入于數字經濟時代的,這與歐美發達國家在工業化時期進入福利社會迥然不同。申言之,中國逐步進入數字時代,未來共同富裕必然是以數字經濟為依托來積極有序推進。

    從學理上看,數字經濟和共同富裕有很強的契合性。共同富裕解決普遍增長和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推進共同富裕目標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必須堅持共享性增長方式[1]。數據成為一種關鍵的生產要素之后,只要有人的活動,數據的生產就是無窮盡的,加之數字技術可以被復制和共享,從根本上打破了稀缺性生產要素的制約,成為推動經濟持續發展的根本保障。與工業經濟相比,數字經濟具有更強的普惠性和分享性,并且細分行業及相應市場主體的經營規模小、就業更靈活。孫晉( 2021) 認為,數字經濟具有強大的技術、資本、數據聚集效應和資源配置功能,數字平臺逐漸成為新發展階段社會財富的主要創造和分配場域,關涉社會財富增加、社會福利提高和社會公平分配[2]。劉魏等( 2021) 研究發現,數字普惠金融指數每增加1%,客觀相對貧困的發生概率下降2.12%,主觀相對貧困的發生概率下降0.96%,表明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有效緩解了城鄉居民的相對貧困狀況[3]。簡言之,數字經濟為共同富裕提供了技術和路徑。

    數字經濟是全球未來的重要發展方向之一。加快推進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特別是實現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是順應全球發展變革的必然要求。數字經濟和共同富裕正在成為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重大戰略。黨中央和國務院對如何推動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如何實現更高水平的共同富裕等問題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決策部署,描繪了藍圖,指明了方向。比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了“迎接數字時代,激活數據要素潛能,推進網絡強國建設”“打造數字經濟新優勢”“全體人民共同富裕要邁出堅實步伐”“更加積極有為地促進共同富?!薄按蛟鞌底纸洕聝瀯荨薄坝訑底謺r代”,同時對共同富裕和數字經濟二者進行了戰略規劃。又如,《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意見》,提出從戶籍、土地、產權、金融等領域的制度改革入手,努力構建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共同富裕體制機制。

    本文從數字經濟視角辨析共同富裕的實現路徑,依次漸進地論證數字經濟對宏觀經濟一般性增長的作用、對均衡性增長的作用以及對公共服務均等化的作用,涵蓋了共同富裕的主要內涵及外延。邊際貢獻在于: 一是從作為技術與要素、降低交易成本、數據累積與線上聲譽機制、擴大市場四方面,結合已有文獻和理論分析,系統論述數字經濟對經濟增長的作用; 二是從共同富裕的要求出發,探究數字經濟對均衡性增長的作用,尤其是對建設國內統一大市場的作用; 三是研究數字經濟對公共服務短板和政府服務能力的作用。同時,針對數字經濟可能導致勞動力結構性失業、區域差距可能被拉大等問題,提出若干揚長避短的制度設計思路和政策框架。

    二、數字經濟與宏觀經濟一般性增長

    毋庸置疑,共同富裕的第一層含義是“富?!?,生產力高度發展是最基本的前提條件,主要表現為宏觀經濟的一般性增長。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根本任務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進而在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后逐漸實現共同富裕。因此,共同富裕是在普遍富?;A上有差別的共同富裕。發展生產力、提高經濟發展水平、普遍富裕等說法,在宏觀經濟學上歸結為“經濟增長”這一概念,為了與下文的均衡性增長相區別,此處稱之為“一般性增長”。

    數字經濟可以促進宏觀經濟一般性增長。數字經濟是以信息通信技術為基礎,依靠互聯網、電腦軟件、通信設備和服務衍生而來的經濟形態的統稱[4]。數字經濟已經滲透到經濟活動的方方面面,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2021 年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2020 年中國數字經濟增加值達到39. 2 萬億元,占GDP 比重達到38. 6%。中國的一些發達城市數字經濟增加值占GDP 比重超過40%。預計隨著數字技術更加廣泛、更大強度地應用于生產和生活,數字經濟增加值占GDP 比重還有較大的提升空間。數字經濟的主要特征是商業和社會活動從實體場所向虛擬場所遷移。這打破一些固有的市場關系,流動性激增,包括資本投資、長期合同、雇傭關系、工人和消費者的地理位置以及對當面互動的偏好等方面[5]。從作用機制的深層次分析來看,數字經濟對一般性增長的促進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作為技術與要素、降低交易成本、數據累積與線上聲譽機制、擴大市場。

    (一) 作為技術與要素

    數字經濟的核心要義是數字技術和數據,這是其促進經濟增長的主要渠道。2020 年4 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發布,將數據與勞動、資本、土地等一并列入生產要素。這表明數字化進程遲緩、不能有效利用數據要素的企業和行業,其生產效率的提升可能滯后甚至被市場淘汰。數據已成為改進生產技術和工藝、優化經營模式和流程、增加產品和服務價值的重要生產要素,亦是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途徑。數字經濟既是一種數字技術,也是一種數據要素,二者往往難以分離,是一種技術驅動的數據要素。與一般的技術相似,在現實世界和生產函數中,數字技術和數據要素都是一種較為虛化的生產要素,一定程度上需要依托資本和勞動而存在,例如數字設施和信息技術人才。數字經濟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很難清晰地剝離出來,即很難在勞動、資本、土地、一般技術等生產要素之外準確度量數字技術和數據要素的作用。

    已有大量研究證明了數字技術和要素對經濟增長的作用: 基于中國2001—2010 年的數據研究發現,互聯網使用頻率每增加1%,實際產出可增加0.074%[6]?;ヂ摼W普及率的提高可以通過降低企業的搜尋成本來促進中國制造業企業分工水平的提升[7]。有學者以12 個非洲國家為樣本實證發現,互聯網接入率增加了高技能職業的就業,提高了社會生產力,拉動了地區經濟和人均收入[8]。也有文獻從個別行業的微觀企業數據入手,檢驗了數字化對經濟增長和社會福利的作用大小,例如分別以卡車數據[9]、航空數據[10]發現,車載電腦和網上購票的普及每年可為美國增加數十億美元收入。

    但對于數字技術和數據要素是否真正提高了生產率,一度出現較大分歧。索洛( Solow,1987) 的“生產率悖論”指出: “你可以在任何別的地方看到計算機時代,但在生產率統計中看不到?!保?1]21 世紀以來,數字經濟快速發展,卻恰是歐美發達經濟體低速增長時期,這進一步令人對數字經濟產生憂慮。許多文獻對此進行了辨析。有學者認為1995 年后的生產率大幅上升主要是由數字技術的投資和使用驅動的[12]; 與工業經濟存在規模報酬遞減不同,數字經濟表現出規模報酬遞增的性質[13]。還有學者認為,21 世紀的前十幾年只是數字化的安裝階段( installation phase) ,全球經濟增速下滑更多由金融危機等其他因素所導致,不能歸咎于數字化進程,而隨著數字化進入應用階段( deployment phase) ,數字化將成為托底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14]。對法國制造業企業的研究發現,數字化可以提高23%的勞動生產率、17%的全要素生產率[15]。數字技術使經濟增加值從制造環節流向服務環節,帶來生產率結構性提升[16]。江小涓和羅立彬( 2019) 認為,服務業效率和增速低于工業的傳統觀點在信息化時代已經過時,數字化包裝之后的服務業高端化已成為國際趨勢[17]。譚洪波和夏杰長( 2020) 認為,在快速發展的信息通信技術的推動下,一些傳統的消費性服務業不再是停滯部門,其變得可貿易、可存儲,愈發呈現出規模報酬遞增性,其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不再低于制造業[18]。趙宸宇等( 2021) 研究發現,數字化轉型顯著提高了企業全要素生產率,已經成為數字經濟時代提升制造業企業生產效率的強勁驅動力??梢?,不論是制造業還是服務業,數字技術和數據要素都將推動經濟增長[19]。

    近年來,以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通信技術( ICT) 發展迅猛,數字經濟成為引領經濟增長的新動能,這已經是不爭的事實。過去,3G、4G 時代的算力、存儲條件等僅能支持消費互聯網( TOC) ; 現在及未來,5G、云計算、AI、區塊鏈、半導體等數字技術不斷進步,更加契合生產互聯網( TOB)的產業數字化,推動數字經濟跨越式發展。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之后,數字化對中國及全球經濟增長韌性的作用進一步凸顯。疫情之下,企業的數字化進程加快,除電商和外賣行業之外,醫療、教育、院線等行業的一些線下業務也大量轉到線上。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于2021 年8 月發布的《全球數字經濟白皮書》表明,2020 年全球47 個國家GDP 下降了2. 8 個百分點,但其數字經濟卻同比增長了3 個百分點,數字經濟增長高于整體經濟增速接近6 個百分點。

    (二) 降低交易成本

    制度經濟學主要從微觀企業的角度辨析數字經濟的益處,并認為數字經濟大幅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市場,顧名思義,本質上是交易的場所,交易產生了分工和剩余。交易是市場經濟的核心內容,交易成本的范疇也較為廣泛,包括搜尋和匹配成本、管理費用、廣告費用、制度性交易成本、運輸成本等??梢哉f,凡是能夠節省交易成本的制度,都可以改進市場效率。企業的邊界也是由交易成本決定的,企業會把某些業務放在企業內部或市場上處理,直到內部成本和市場成本持平時恰好達到企業的最優規模。在數字經濟時代,數字平臺成為與企業和市場分庭抗禮的一方,正是因為平臺內部的交易成本較低,企業更愿意把業務放到平臺上處理,導致平臺的規模逐漸做大。也就是說,數字經濟降低交易成本的首要外在表現就是平臺的做大做強。隨著數字經濟的發展,大型平臺企業快速崛起,這直接降低了市場準入標準[20]。

    從資源配置效率來看,數字經濟使得線上與線下、虛擬空間與物理空間之間實現了信息、資源、人員、物質等高效精準匹配。研究發現,線上書城的一大優勢在于去除了傳統書店的物流、倉儲以及消費者通勤成本,書價相對較低[21]。全球線上交易可以借助互聯網擴大商品選擇范圍,從而幫助消費者在更多元化的商品中選擇價格更低廉的商品,最終提高消費者福利73%[22]。夏杰長( 2021) 認為,在數字經濟時代,原有的設計、生產、營銷、消費方式被重塑,產品的渠道成本和廣告成本在整個價格結構中不斷降低[23]。還有學者檢驗了醫學大數據對醫院床位[24]和藥物處方[25]的影響,發現數字化有助于醫生將床位和藥物以更恰當的方式配置到更需要的患者身上。而且,經濟數字化之后,供給方之間的競爭變得更加激烈,能夠更好滿足需求的供給方將獲得更大的市場份額,而效率低、缺乏比較優勢的供給方要么提升自己的效率,要么將資源轉移到其他領域,從而大大提高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

    (三) 數據累積與線上聲譽機制

    與傳統經濟相比,數字經濟不僅擁有大量數據,而且這個數據是可以累積的,進而基于此形成了線上聲譽機制,逐漸替代線下的口碑機制。

    現有文獻對電影和酒店行業進行了較細致的研究:影評會深刻影響人們的觀影傾向,好的影評能夠給電影票房收入帶來積極影響,而負面影評帶來的消極影響則更為強烈[26 - 27]。消費者可以憑借好評率來獲取酒店信息,識別酒店質量,同時通過評分倒逼酒店提升服務水平[28]。盡管有平臺、入駐企業和用戶存在人為操縱好評率或惡意刷低分等現象,但總體來說線上數據的真實性要高于線下口碑,因為后者流傳于口頭,而不是數據或文字,更容易被篡改,導致信息失真。還有研究從社會治理的角度證實了數字技術有助于提升信息的可靠性,利用2009 年阿富汗總統選舉期間的數據,使用地理斷點回歸方法發現,手機覆蓋區域的選票造假比例下降了4個百分點、投票站造假可能性下降了8 個百分點[29]。隨著線上評分數據的增多、用戶的成熟以及線上制度的完善,線上聲譽的可信性將更加穩健。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區塊鏈技術逐漸被線上市場所采納之后,線上數據將幾乎不能被篡改,線上聲譽對線上經濟活動的資源配置作用將進一步凸顯。

    (四) 擴大市場

    數字經濟不是替代性增長,它有利于釋放國內大市場發展優勢。第一,數字經濟衍生性市場。數字經濟的分工不同于傳統經濟,會衍生出傳統經濟原本沒有的一些新行業、新業態、新模式,這是新的經濟增長點,擴大了市場邊界。第二,數字經濟維護和擴展原來市場。僅從既定市場的規模來看,線下有而線上沒有的依然可以在線下存在,有市場替代但總體沒有縮小既定的市場規模; 線下沒有而線上有的不斷涌現,故市場在擴大,如消費者可以買到以前不容易買到的圖書,這就是“長尾效應”的結果,其積極作用顯而易見。第三,數字經濟培育和壯大市場潛力。在傳統經濟范式之下,有些市場混亂不堪、缺乏市場公信力,導致人們的潛在需求被抑制。數字經濟有透明的交易和評價機制,可以把這些市場規范起來,不斷培育壯大,以高質量低成本方式迎合人們的潛在需求,如快遞進村、共享單車、民宿、二手車交易等。

    三、數字經濟與均衡性增長

    實現共同富裕要重點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要實現均衡性增長,促進不同地區和城鄉居民的共同富裕。上述數字經濟促進一般性增長的四個方面都具有通用性、普惠性和共享性,數字技術是一種通用技術、數據是一種通用生產要素、交易成本降低是對所有交易都有效的,線上聲譽和擴大市場也是普適的,并非只針對已經富裕的地區和居民。因此,數字經濟對一般性增長的促進作用本身具有一定的均衡性。然而,數字經濟的增長效應并非完全均衡的,也符合“庫茲涅茨曲線”假說。庫茲涅茨提出,在經濟未充分發展階段,收入分配將隨經濟發展趨于不平等,其后經歷收入分配暫時無大變化的時期,到達經濟充分發展階段,收入分配將趨于平等,這就是“庫茲涅茨曲線”。盡管庫茲涅茨分析經濟增長與收入不平等的關系是基于從傳統農業產業向現代工業產業轉變的過程,對數字經濟時代仍有較強的解釋力。數字經濟初期,由于一些技術只掌握在少數企業和個人手中,資本驅動導致資本收益高于勞動收益,此時少數企業和人群受益較高,而隨著數字技術應用的普及和應用場景的拓展,數字經濟普惠性逐漸顯露,使得大多數人受益,實現均衡性增長。下面,從區域協調、鄉村振興、統一大市場三個方面論述數字經濟如何促進均衡性增長。

    (一) 產業分散和區域協調

    數字經濟使產業布局更加分散。由于數據和信息可以較容易地實現跨區域流動,原本促使產業集聚的地理因素重要性下降。受到數字經濟的影響,距離對行業分工和貿易的作用下降,產業集聚趨勢下降[30]。生產端、消費端都可以在數字平臺上進行匹配,可以既不靠近原材料,也不靠近消費者,而是分散在不同地區。

    產業的分散有助于區域發展的協調和平衡。物聯網和分布式生產等數字技術有助于及時將客戶需求傳遞給上游供應商,確保按時交付產品,推動柔性生產和分布式生產。進而,價值鏈布局更加區域化和碎片化,微型工廠加速發展,按訂單生產商品,更加接近終端消費者,從而出現基于社區的生產中心或微型工廠[31]。

    (二) 鄉村振興

    農村是共同富裕的洼地,鄉村振興成為共同富裕的必經之路。由于受教育程度低、缺少信息使用經歷等原因,大多數農民無法廣泛獲取和有效利用信息,而互聯網、大數據等數字技術能夠幫助農民制定因地制宜、因時制宜的生產和銷售計劃,從而有助于減輕發展中國家農民的貧困程度[32]。數字技術更多地使農村和偏遠城市受益[33]。數字經濟不僅促進了第一、二、三產業的深度融合,而且推動了農業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催生了農村電商、網商經紀人、物流配送隊伍等新業態新崗位。比較有代表性的是農村電商直播,電商直播通過打造網紅產品、塑造地方品牌,有效帶動了農副產品銷售和品牌價值的提升。淘寶直播“村播計劃”自2019 年啟動到2020 年底,孵化11 萬新農人主播,覆蓋31 個省份,帶動農產品銷售50 億元。

    值得強調的是,農村數字經濟發展有利于全國綠色發展總體戰略的推行。綠水青山主要分布在偏遠農村地區。在農業和工業社會,農民在“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生活模式下,犧牲山水創造農田和工業用地,嚴重破壞環境。而在數字經濟時代,綠水和青山的旅游價值更容易被推廣,便利的信息獲取使農民可以在不破壞自然環境的情況下,獲取農業生產技術并向外推銷農產品。綠水青山不再是農民創收的“擋路石”,反而成了創收的“法寶”。

    (三) 建設國內統一大市場

    長期以來,除了地理區位因素之外,地區分割和地方保護是造成部分地區貧困落后的重要原因。建設國內統一大市場,既有利于全國經濟增長,也有利于不同地區間均衡發展。數字經濟對打破行政壟斷和地區分割具有重要作用。與存在自然性和制度性市場分割的線下市場相比,線上市場相對統一完整,線上銷售能幫助以跨區域經營為主的企業攤薄市場進入成本,因此受到大量企業青睞[34]。數字經濟還有助于打破傳統經濟基于國有企業性質和資本規模形成的壟斷,在事實上降低行業準入門檻,倒逼行業規制放松,使民營企業獲得更多市場準入機會和公平競爭環境,帶動更多居民創業致富。以平臺為代表的數字經濟本身已成為一個相對統一的大市場,平臺既是一個企業,也是一個市場,實際上是一個打破時空限制的大市場。

    四、數字經濟與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共同富裕除了包括收入的增長之外,還應包括居民實際享受到較高水平的公共服務。數字經濟可以從三個方面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彌補公共服務短板、提升政府服務能力以及公共設施更充分和平衡。

    (一) 彌補公共服務短板

    公共服務優質共享是群眾最關心、最期盼、最有獲得感的領域。在數字化時代,社會不再是模糊的,而是更加清晰,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微粒社會”。以往大都認為,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優勢為市場規模大、政府監管包容性強、消費者對新技術接受度高,而通過疫情顯現出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另一個優勢是公共服務缺口大。數字企業不斷嵌入政府公共管理和人民日常生活,既擴大了數字技術的應用空間,加深了數字產業的分工和專業化,又彌補了優質公共服務供給不足,提高了居民幸福感。人們在互聯網運用中獲得了超過傳統商務模式的收益,即互聯網紅利[35]。有研究發現,沃爾瑪等企業已將美國線下商品流通體系做得非常完善,電子商務只是美國經濟的重要補充; 而中國的商品流通體系還不夠完善,這才使電子商務能在短期內創造出增長奇跡[34]。在公共服務領域亦是如此。當前,在醫療、教育以及各領域公共管理的信息傳輸方面,以政府、事業單位和國企為主體的供給方不能充分滿足人們對美好生活的需求,而數字平臺可以為參與者提供技術、數據和市場支撐,是一個社會化較強的具有公共服務性質的主體,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公共服務短板。

    (二) 提升政府服務能力

    數字治理已成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驅動力,是提高政府服務能力的重要手段。有研究認為,國家只有能收集、儲存、檢索和處理在其管轄范圍內的人口、活動和資源的精準信息,才能有效治理社會[36]。這種依靠大數據和數字技術改進政府治理、提升服務能力的做法一般被稱為“電子政務”。目前,電子政務的發展趨于以公眾需求為導向的雙向互動以及服務的便民化和簡潔化,真正做到在“移動”環境中隨時隨地獲取便捷的公共服務,政府效能獲得了極大改進和提高,普通百姓之前面臨的“門難進、事難辦、臉難看”的棘手問題有了很大改觀。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數字經濟有助于打通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最后一英里”。對此,有大量文獻從激勵和確保公職人員、教師、醫生等服務提供者認真工作[37]到確保政策資金和物資有效抵達[38]進行了論證。還有文獻評估了印度政府對農民的一項轉移支付的政策效率,發現基于電話的監測系統使獲得政府補貼的農民增加了1.5%,更好地覆蓋了目標受眾[39]。

    (三) 促使公共設施更加充分和平衡

    完善的數字基礎設施是共同富裕的堅實基礎。信息高速公路可以促進經濟欠發達地區與全國乃至世界各地的信息聯通,信息進村入戶填補了城鄉間的“數字鴻溝”,帶動落后地區和農村經濟發展。因此,能否充分享用數字基礎設施成為人們在當前及未來能否致富的關鍵因素,也是能否均衡享受公共設施的重要考量因素。格雷夫等( Graef et al.,2015) 分析了用戶個人數據和平臺企業的關系,認為平臺私有化用戶數據相當于獨占行業基礎設施[40]。因此,數字基礎設施的普及性和通用性對均衡發展和人民福祉具有重要意義。值得關注的是,2021 年7 月美國總統拜登簽署了一項廣泛的行政令,其中重啟了奧巴馬時期“網絡中立”規定,要求網絡服務提供商不得向支付更高費用的企業和個人提供更快的網速,旨在防止網絡服務供應商從商業利益出發,控制傳輸數據的優先級,確保所有文字、視頻等合法網絡內容以相同速度載入。

    五、數字經濟促進共同富裕面臨的挑戰

    現實中,數字經濟發展也帶來一些問題,對共同富裕造成一定的沖擊和挑戰,值得重視和矯正。

    第一,數字經濟對就業結構產生沖擊。數字經濟在提高消費者剩余的同時,對貧困人口、低技能人口的就業可能產生沖擊[41]。麥肯錫咨詢公司對中國2030 年勞動技能和職業進行了預測,到2030 年多達2. 2 億中國工人可能需要在職業之間轉換( 下崗和再就業) ,約占勞動力總數的30%,其中對體力、基本認知技能的勞動需求將分別下降18%和11%[42]。不可否認,數字經濟會創造和分化出更多的就業機會,但這些多為知識密集型就業崗位,換言之,更有利于知識階層就業。但也要看到,數字經濟有較強的替代效應,而且傾向于替代勞動技能較低的就業崗位??傮w看,數字經濟的發展將增加對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促進勞動力向更高的就業技能結構調整,就業結構總體優化升級了,但低技能就業者如何得到有效保護,如何采取配套措施避免其失去勞動收入,是政府必須考慮的問題。

    第二,新業態從業人員的權益保障仍不健全。當前,基于數字經濟的新業態新模式層出不窮,這種新業態新模式下的“人”與“組織”的關系與傳統產業組織明顯不一樣,從而為快遞員、網約工等“零工經濟”從業者勞動關系的界定帶來了困難。這些新業態的從業人員基本得不到勞動法保護,工作時間長、條件差,普遍缺乏“五險一金”等社會保障。一些互聯網公司盛行“996 是福報”、企業商務活動強制陪酒等不良企業文化,侵害了員工身心健康??傊?,基于數字經濟的新業態模式下,平臺只是虛擬化的“組織”,從業人員直接與消費者交互,如果發生消費權益等糾紛,責任很難清晰界定。新業態從業人員的權益保障得不到保障,其收入和福利就很難有保障,這對縮小不同階層之間收入差距和實現共同富裕目標是有一定沖擊的。

    第三,“數字鴻溝”依然存在。盡管互聯網和智能手機逐漸普及,但仍有一些人群被排除在外,還有一些人接觸網絡但不能利用網絡來消費和生產。劉魏等( 2021) 發現,由于“數字鴻溝”的存在,數字普惠金融對城市居民主客觀相對貧困的緩解效應要強于農村居民,對60 歲以下年齡群體主客觀相對貧困的緩解效應要強于60 歲及以上群體[3]。數字技術的進步應當是普惠的,要避免老年人成為數字經濟時代的“邊緣人”。目前,中國有2. 6 億老年人,提高他們數字時代的生活能力,改善他們的生活范式,既彰顯尊老敬老的社會風范,也是全體人民享受數字時代社會福利的必然要求。在數字時代,如果不能消除“數字鴻溝”,一部分人群被時代所拋棄,社會主義共同富裕就難以實現。

    第四,區域差距也可能在數字經濟時代被拉大。庫蒂爾等( Couture et al.,2021) 以中國農村電商推廣為準自然實驗發現,電商通過克服物流障礙進入偏遠鄉村,帶動了農村消費,但卻未發現電商提高農民收入和農業生產活動,未得出數字化推動經濟增長的有力證據[43]。夏杰長等( 2021) 研究發現,數字經濟在推動區域創新產出方面有較突出的成效,但相對而言發達地區在數字經濟發展初期受益更多,欠發達地區要在政府實施數字普惠政策后,才能迎頭追趕,逐漸縮小區域差距[44]??傮w上,數字經濟和基于數字經濟的高技術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在空間分布上,表現為“南強北弱、東強西弱”的區域不平衡特征。大多數東部地區和南方地區,數字經濟的先發優勢比較明顯,這些平臺經濟有很強的“市場粘性”,一旦先占領了市場,后發者就很難超越之,這對落后地區的趕超戰略提出了嚴峻挑戰,縮小地區差距在數字經濟時代遇到了新難題。第五,數字平臺可能壟斷。數字經濟反壟斷已成為重要課題,在公平有序競爭環境下數字經濟推動共同富裕的作用將更強[45]。李勇堅和夏杰長( 2020) 發現,數字平臺具有雙邊市場特性及邊際成本遞減特征,這很可能導致數字平臺因匯聚海量數量用戶而引發的流量壟斷問題,從而影響經濟社會發展所需要的公平競爭環境[46]。數字經濟時代,必須維護數字市場的有序透明和公平競爭、保護數據安全和消費者隱私并不斷改善創新生態,才能保證數字平臺健康發展,數字平臺的健康發展才能避免損害普通大眾的基本權益和福利,才能邁向更高質量的共同富裕。

    六、結論與政策啟示

    本文從數字經濟視角分析共同富裕的實現路徑,得出如下結論: 數字經濟可以推動宏觀經濟一般性增長; 數字經濟還可以促進區域產業分散化、城鄉協調以及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有利于均衡性增長; 數字經濟可以彌補公共服務短板、提升政府服務能力以及促使數字基礎設施更充分和均衡,加快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當然,數字經濟也可能導致勞動力結構性失業、區域差距被拉大和數字平臺壟斷等問題,需要在政策設計上盡可能揚長避短,從而事半功倍地推動共同富裕事業穩健前行。必須要規避數字經濟的可能沖擊,更要努力放大其積極作用,并通過財政政策、產業政策、鄉村振興政策等降低負面沖擊,使數字經濟對共同富裕的整體作用最大化。

    第一,規范數字經濟監管。在數字經濟發展的初始階段,政府大多采取相對寬容的監管政策,為數字經濟發展壯大提供了較包容的政策環境,一大批數字平臺企業就此成長起來,對經濟社會發展起到了一定推動作用,也使得這些領域的從業者和投資者率先富裕起來。但數字平臺發展中的市場壟斷和資本無序擴張等問題也逐漸暴露出來。這些問題的解決迫在眉睫,必須建立健全協同監管機制,構建適應數字經濟發展特征和規律的政策體系、監管規則,依法依規加強包容審慎監管。數字平臺發展需要在監管和創新之間尋求平衡,兩者不可偏廢。監管是規范發展、創新發展的條件和保障,但落腳點還是規范有序和創新發展。

    第二,拓展鄉村振興的數字產業鏈。農村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是數字鄉村建設的重要支撐。積極發揮數字經濟以及相關平臺企業的作用,把有致富需求的地區和群眾納入數字產業鏈條之中,使之成為產業鏈的某個環節或端口,不斷拓展鄉村振興新思路和新模式。實施農村物流數字化工程,推進農村物流信息化和智慧化建設,推動落實快遞進村,打通工業品下行、農產品上行的最后和最前“一公里”。著力提升農村“新基建”發展速度,在農村地區加快布局5G、人工智能、物聯網等新型基礎設施,積極引入信息化主流技術,實現數字技術與農業深度融合,筑牢數字鄉村的發展基礎,不斷縮小城鄉發展差距。

    第三,消除“數字鴻溝”。數字鴻溝問題是數字時代背景下全球貧富差距的新現象和新形式,是全球性的挑戰,是實現包容性發展和共同富裕的新挑戰。中國政府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在消除“數字鴻溝”問題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取得了驕人的成績,但仍需要艱辛努力,找準突破口和關鍵點。比如,對于農民、老人、中小企業等數字化程度較低的人群和企業,進行定向財政扶持,拓展數字經濟應用場景,提高數字經濟的普惠性和共享性。需要特別加強偏遠地區的數字化建設,讓群眾能夠實實在在享受到數字化帶來的便利,提高工作效率,改善生活質量,切實增強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與安全感。

    第四,以數字化改革推動公共服務質效顯著提升。數字技術對公共服務高質量、高效能發展的作用非常顯著,公共服務與數字技術深度融合是實現公共服務更高效、更公平和更透明的新動能。必須促進數字賦能潛力轉化為實際,為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和實現公共服務基本均等化探索出一條中國特色的公共服務數字化發展道路,增強人民生活的滿意度、公平感和幸福感。為此,更加精準地做好民生需求分析,加快推進“城市大腦+未來社區”“健康大腦+智慧醫療”等智慧場景建設,打造數字公共服務綜合應用場景,在更高水平上實現供需對接,在更廣范圍實現優質共享,借力數字技術使優質公共服務資源向相對落后地區延伸,讓優質公共服務資源普照全體人民。

    第五,加強促進共同富裕的配套政策。重塑社會政策和資源,以數字賦能推動政策集成化、精準化,加快構建有利于共同富裕的勞動就業、財政稅收、公共服務、社會保障、轉移支付、金融保險與收費等政策制度,形成以發展型政策為根本、以兜底型救助型政策為保障、以高水平共同富裕為根本遵循的政策框架和制度安排,為共同富裕取得更為實質性的進步提供政策和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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